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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（第3页）

“爹，土地再好有啥用呢？一亩地多打个几百斤粮食，还不如我在外面打一天工呢！”我说道。

近些年，农村人都外出打工挣钱去了。男人上建筑工地，女人进工厂或在附近找些零活干。我自学了建筑方面的知识，在工地上给建筑公司带工，日工资四五百元，咋都看不上这几亩地了。

爹知道我说的是事实。辛辛苦苦忙活一年，到头来一算账，除去种子和化肥，就是没有打几天工挣的钱多。可爹还是舍不得把地租给别人，这毕竟是家族的救命地。几十年来，爹像伺候孩子一样伺候着这块土地。他舍得出力，深翻施肥，精耕细作，土地每年也都真情回报，打的粮比谁家都多。爹爱着土地，恋着土地，他熟悉土地每一个呼吸，每一次欢笑，每一场喜悲。

爹每次外出回到家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地里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当看到那绿油油的庄稼时，他的心就像开了花。

爹心里明白，当下农村人确实都不愿种地了，即使种，也是三心二意的，随便把种子播进地里，就不用心管了。粮食产多产少也无所谓了，反正人们吃的不指望它了。

当下种地是划不来，村里就有几块地荒了。爹就是不忍心让地荒了，每每看到有地块荒了，他就有犯了罪的心理，觉得这不是他这代能做出来的事。

秋天到了，饱满的玉米把人们的希望染成了金色。在爹和乡亲们夜以继日的管护下，玉米、黄豆长势喜人。我回家帮爹收割秋庄稼。

突然，意外发生了，爹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把小腿摔骨折了。爹住进了市里的中心医院，可躺在病床上的爹仍惦记着坡上那块地的庄稼。

我就对爹说，干脆寻人把那地租出去。爹沉默着，没有说话。看得出，他的内心很复杂。

一个月后，我回了一趟老家，把地租给了旺财家。回来后，我把上边有王旺财的签名和鲜红鲜红的手印的协议，郑重其事地交给爹，让他保管好。

爹问：“你把地租出去了？”

我点点头，从包里取出了五百元钱递给爹：“租出去了，这是租地的定金。”

爹没有接我递过的钱，红着脸说：“有人种就好！我不是要钱，我是怕把地荒了。”

寻找

初冬，市电视台栏目组的李主任和摄像师老王找到我，要我领着他们去秦岭北麓下沿山村庄，寻找贫困救济对象。

李主任负责的《百姓生活》栏目有个“送温暖”的专题节目。每年初冬，栏目组都要招募社会爱心企业和人士，捐赠一批救济物资，送到偏远的山区，帮助有困难的村民度过寒冷的冬天。这个专题节目做了十多年，获得了上级宣传部门的嘉奖和社会的好评。

过去，我在镇政府民政办工作，上级民政部门分配的救济物资数量少。

在每年入冬时，镇政府都安排干部进村入户对困难群众进行摸底排查，谁家缺钱，谁家少粮，谁家发生了灾祸，都要摸准建档。而这些工作，是要靠村干部来完成的。工作能力强、办事公道的干部上报的救济户，一般都能经得起群众的监督。而有的村干部就不能把政府救济政策完全贯彻落实好，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，损害了政府形象。

镇政府把救济面扩大了，为了筹集更多的救济物资，通过市电视台发出倡议书，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，争取各界更多的捐赠以帮助那些有困难的村民度过寒冬。

我们驱车进了几个村庄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家。中午时分，我们来到靠山的王岭村。我曾在这儿驻过村，村里谁家的门向哪个方向开着，我都知晓。这些年，村里的变化大，路平了，灯明了，过去废弃的涝池，也都被改造成了景观，东边还建起了文化广场。村民们吃过饭，就聚到广场上，年轻人打着球，老人们晒着暖阳，手里还弄着草编，山乡里宁静而和谐。

“老钱！”有人喊我，我急忙走过去。

是老村长王大农。他今年七十多岁了，身体硬朗，在村部里协助年轻人干点事。他见到我，尤为亲切。

记得1998年冬季，镇上发救济物资。村里把受救助对象户报上来，物资由村委会领回村里统一发放。政府要求给每个困难户一袋面粉、一桶食用油。而他们村上进行了变通，仅给了面粉，没有给食用油。这样就余下了几袋面粉、几桶食用油。

几天后，村干部这种分配办法被群众举报了。我和一名副镇长负责调查处理。

当时，村干部统一口径，还给困难户做了工作，集体对抗我们的调查。

后来，在我们的再三说服下，还是王大农说出了实情。

村上没有经济收入，干部们跑项目、开会，在镇上饭店请客吃饭欠下了上千元的账无法归还。年终了，饭店老板逼着要账，他们就开会研究，决定截留困难户的救济物资，拿面粉和食用油给饭店顶账。镇长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他们，让给困难群众赔情道歉。但要解决问题，稳定群众情绪，就必须把救济物资及时给群众补上。于是，我牵线搭桥，联系爱心企业捐赠了面粉和食用油，解决了村上的困难。从此，我每次来王岭村，王大农他们就说起那事，感谢我救了他们的急。

王大农招呼我们到村部里走走，路过新造的涝池，向左边看，一排新盖的小楼，漂亮别致。

我问：“这儿不是王双喜家的老庄基吗？”

大农回答：“是的。”

我就急切地问：“王双喜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”

“唉！日子好了，他走了。”王大农叹息地说，“王双喜去年春季去世。他那两个儿子，这些年在西安干建筑都挣了钱，就把老房子拆了，盖起了漂亮的楼房。”

记得2000年冬日那个飘雪的中午，我正在镇政府灶上吃饭，王双喜来到了政府大院，反映村主任把给他救济的棉衣给了妇女主任的男人，害得他冷得过不了冬。他要求镇上派人到村上去调查，我接待了他，还请他在灶上吃了饭。随后，在他临走时，我请示领导批准，从库房里给他领取了一套新军用棉衣。后来，他也再没有追问过我调查的结果。

一抹暖阳透过窗户把村部的会议室照得亮亮堂堂。我们在办公室里就座后，李主任把这次来的想法告诉了王大农。大农却拉着我和李主任，走进了两间库房，只见里面堆放着不少的米、面、油，还有上百套被褥和棉衣。

我疑虑地问：“这是？”

“都是爱心人士和企业送来的，村上已发过几次了，这些物资储备在这里，村里有谁家真正需要，就可申请来领。”王大农说。

过去，让谁捐献把人难的，现在要捐给谁，又让人为难。王大农感叹道。

我们站在场院里观看村里的妇女们跳广场舞。小王扛着摄像机，前后左右跑着为她们摄像。她们喜气洋洋，跳得特别卖力。

承诺

那年，我从学校调到镇政府工作。麦收结束，进入七八月份，镇干部主要的任务是催缴公购粮。我工作的这个镇，催缴公粮是特别难的事。部分村民都不愿自觉地去粮站缴粮，要靠镇、村干部苦口婆心地动员，否则，一些村民就拖着不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