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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发展时期（第2页）

其实，当时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在筹建，宁夏那时还属甘肃省管辖，没有正式成立，怎么能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地名呢？

出发的日子到了。1958年9月19日傍晚——一个终将被历史永远铭记的时刻。

北京永定门火车站站台，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。人们在这里看到了梅兰芳先生的身影——时任中国京剧院院长的梅先生和副院长马少波专程前来为“老四团”送行，与每位同志一一握别。

随着汽笛的一声鸣响，一列载着中国京剧院四团全体演职人员和家属的专列缓缓驶出车站，向着地处祖国大西北的黄土高原奔驰而去。

此时此刻，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怀着对首都难以割舍的情愫，以及对新地方、新生活的憧憬和向往。

经过整整三天的漫长旅途，1958年9月22日傍晚时分，专列终于徐徐停靠在银川火车站。

尽管事先已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但眼前的景象还是令大家大吃一惊。

映入眼帘的是白茫茫的盐碱地和一望无际的沙滩。打开车门，更是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：这个火车站根本没有站台，车门外是一通到底的大斜坡，比一层楼还高；斜坡上布满石块和沙砾，根本无法落脚，一踩上去，人就不由自主地顺着沙石一起向下滑。

当年8月1日刚刚通车的银川火车站极为简陋，只有两条延伸到远方的铁轨和两顶孤零零的帐篷，帐篷里挂着几盏煤油灯，作为临时候车室。

80多名演职人员，加上家属和从北京招收的新学员，男女老少共200多号人，只好大人抱孩子、丈夫搀妻子，一个接一个慢慢下车，然后“出溜”

到坡下。怀孕6个月的王凤蓉尤其艰难，她在爱人刘元鹏的搀扶下，几乎是一点一点地挪了下去。

人的问题解决了，一包包行李则干脆被从火车上直接“滚”落到坡底下。

再大的困难也难不住年轻人。列车刚刚停稳，一群二三十岁的青年男女便争先恐后地跳下车厢，有的搬行李、有的卸戏箱，忙个不停。一些不知情的旁观者见此情景，都吃惊地说：“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？看样子是演戏的……”他们还以为这些人是从外地来银川演出的戏班子。

马玉槐看到老四团的服装、布景就装了满满四车皮，既感慨又轻松地开了句玩笑：“真是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啊！”

把行李、物品装上大卡车，大家分乘汽车前往10公里外的银川市区，汽车（其中有一辆随团从北京直接开到银川的“松花江”牌大轿车和一辆南京“嘎斯”卡车，这两辆汽车后来都捐给了宁夏）在颠簸不平的黄土路上行驶，扬起一路烟尘。路上有人问石天：“不是说宁夏都是洋灰马路（水泥的俗称）吗？”石天笑着答道：“这不就是扬灰马路吗？”车上一阵笑声。

那时的银川人烟稀少，房是土坯房，地是“扬灰水泥”（晴天沙尘弥漫，雨天道路泥泞）。全城没有一座楼房，“一个公园两只猴，一个警察看两头”

是当时银川市容市貌的真实写照。

汽车驶过唐徕渠上那座吱吱作响的旧木桥（银川市唐徕渠上连接解放街和黄河路的大桥，俗称西门桥），进入银川市区，停在一座庙似的建筑物前。但见大门两侧立着两只高大威猛的石狮子，旁边半人高的荒草随风晃动。两尊石狮子瞪大眼睛，似乎在诉说着昔日的沧桑。

这里便是现在的银川市兴庆区文化东街宁夏京剧团大院，时称“文化大院”，老四团全体人员初到宁夏时的“新家”，他们将要工作和生活的地方（至今仍是宁夏京剧团团址和演职人员的主要居住地）。

进入狭长的院子，满目皆是残垣断壁和年久失修的房屋。

大院里除了三座旧庙，只有几排破旧的土坯房。有人通知：因为住房紧缺，暂时不能以家庭为单位按户分配，所有人员一律暂时分住男女宿舍。

于是年轻夫妻只能分开各住男女集体宿舍，十几个人一个屋；两条木凳支起一块床板，便是每个人安身的处所——有人将其戏称为“大公房”。

单身人员一律住在庙里（后来这里盖起了礼堂），最好的条件是四家人暂时合住在一间大屋子里，中间用布帘隔开。

院内那排旧平房，做了食堂，还有一排东西走向的窑洞，分给大家住，但很有限。大院对面原银川看守所的几排平房，分配给李鸣盛、李丽芳等几位主要演员住。

那时李鸣盛在北京住在翠华街12号，一个比四合院洋气、比洋房又多一些中式风格的住所，共有24间房。到了银川，仅分到三间土坯平房，在当时号称“高级大院”。即使这个“高级大院”的房子，每遇雨天也到处渗漏，出门泥水就会没了脚脖子。

夜幕降临，黄土路面的“大街”上行人寥寥，只有数得过来的几个小贩，在昏黄的油灯下推着小车沿街叫卖，做些西瓜泡馍、醪糟鸡蛋、馍馍饼子的小本生意……

多年以后，现任宁夏京剧团副团长、当时年仅5岁的石小元在其回忆文字中，这样描述当年他们初到银川时的印象：“饮用水要靠人工送，银川的夜晚冷凄凄……”

安排好住处，宁夏京剧院宣告成立。原中国京剧院四团正式改建制为宁夏京剧院，院长为石天，副院长为贺进禄，演职人员共计120余名。